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关于瞿秋白的评价是非常矛盾的，也是非常复杂的。接下来，笔者个人抱着学习交流的心态，去竭力还原瞿秋白，还原他所经历的那段历史。
不可否认，因为他的“左”倾错误路线，给党和国家都造成过巨大的损失。但是，瞿秋白被国民党俘虏后，能在高官利诱面前毅然决然地慷慨赴死，体现出了他对于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
瞿双（年1月——年6月），字秋白，又名瞿爽或者瞿霜，江苏省常州人。他是中国近代优秀的知识分子，更曾担任过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杰出的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和翻译家。
年1月29日，瞿秋白生于江苏省常州府的青果巷内。瞿家祖上曾是宜兴的名门望族和书香世家，到了其父瞿世玮时已经没落，而且又缺乏治家理财的能力，生活得颇为艰难。
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传承了两百多年的满清帝国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就这样，清廷能提供的些许萌荫也到头了。受此影响，瞿家的生活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只得依靠典当和举债勉强度日为生。
自然，瞿秋白也失去了继续读书的机会，尽管他向来都聪明好学，向来都成绩优异。在亲友的帮助下，瞿秋白进入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小学任教，在堂兄瞿纯白的资助下，顺利考入了武昌的外国语学校学习英文。
期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许多进步思潮都席卷了全国，广大青年和学生率先响应了这种趋势。年，瞿秋白随自己的堂兄来到北京，因为支付不起学杂费用，他只能放弃北京大学而进入外交部下属的俄文馆，算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主张逐渐成为学界的主流，发展得非常迅速。瞿秋白加入了由李大钊发起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利用自己所擅长的英文和俄文优势，成功翻译出了许多的著作，比如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等。
因为思想进步，瞿秋白被《晨报》和《时事新报》聘为特约通讯员，之后还被派遣前往苏联的红都莫斯科去采访革命导师列宁。因为熟悉俄语，而且理论水平不低，他在莫斯科期间逐渐声名鹊起，在张太雷的介绍下加入共产党。
瞿秋白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为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担任俄文翻译。在莫斯科的这段经历，使得瞿秋白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加直观，理论水平也更加提高。
不过，因为太过于锋芒毕露的性格，他在赢得一些人支持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人的反对。共产国际内部，鲍罗廷很赏识瞿秋白，而米夫则很排斥瞿秋白。而这两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今后的革命道路和人生道路，当然这是后话了。
年1月，瞿秋白终于从苏联回国，在陈独秀的支持下为党的三大起草党纲。于是，拥有丰富理论知识和饱满革命热情的瞿秋白，开始迅速在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内部崛起。
得益于孙中山的推动，国共两党合作的非常融洽，在年初成功改组了国民党，还要求中共党员以个人自愿的形式加入国民党。瞿秋白在国民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与毛泽东、林伯渠、张国焘等人还当选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年初，瞿秋白在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支持下，成功当选中央委员并且进入了政治局，与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和彭述之同属常委。不过，陈独秀采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终于导致了国民党右派的得寸进尺，蒋介石悍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标志着大革命的失败。
同年7月，共产国际派遣驻中共代表鲍罗廷在汉口主持召开了临时政治局会议，指定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和周恩来组成新的常委会。不久，“邀请”陈独秀赶赴莫斯科，去讨论中国革命的出路和问题，相当于免除了他的总书记位子。
大革命失败后，没有自己武装力量的共产党被国民党右派清除出局，甚至还遭到了无情的屠戮。因此，党内弥漫着打倒陈独秀“右”倾的错误，反而使得“左”倾的情绪过度膨胀，严重偏离了中国的实际国情和自身力量。
对此，瞿秋白不仅没有制止，反而连续撰文推波助澜，一直强调武装暴动的重要性。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笔者从不怀疑南昌起义的重要意义和积极影响，但是，如果当时的“左”倾路线没有那么严重，革命势必会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和代价。
年8月7日，瞿秋白在汉口主持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明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路线，也为日后接连不断的“左”倾错误埋下了隐患，史称为“八七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口号，成为我党、我军今后革命的重要指导思想。
“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按照苏联模式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武装起义，包括两湖暴动、广州起义和上海暴动都相继失败了，包括张太雷在内的一大批骨干纷纷牺牲。到了年6月底，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中共六大于苏联的莫斯科召开。
瞿秋白不承认自己对于形势的判断有误，坚持认为所有的牺牲都是值得的，武装暴动的步伐不能停止。对此，张国焘等人严厉驳斥了瞿秋白的“左”倾错误，反而被对方指责为“右”倾投降主义，会议一度闹得不可开交，只能暂时中止。
就在此时，向忠发投机取巧，发表了“中间偏左”的路线主张，而且态度还异常的诚恳谦逊，逐渐赢得了争执双方的认同。而且，苏联认为工人阶级出身的他更易于打交道，所以支持向忠发取代瞿秋白当选新的领导人。
在六大结束后，瞿秋白改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继续留在了莫斯科。因为与共产国际的米夫在许多问题上分歧甚大，米夫纵容其亲信弟子王明不断向瞿秋白发难，迫使其被撤职后继续滞留莫斯科。
向忠发虽然当选新的领导人，但自身的理论修养和实际水平太过欠缺，没有处理全党事务的能力。因此，中共六大以后虽然他作为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但实际掌权的却是李立三。
性格火爆的李立三，推行了比之前更加严重的“左”倾错误，坚持进行“大城市”、“大暴动”的疯狂举措，被人称为“立三路线”。当瞿秋白见到中共中央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时，当即冒出了一身冷汗，认为这简直是无异于自杀式的飞蛾扑火。
年7月，瞿秋白和周恩来相继离开莫斯科回国，向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最新要求，及时喊停了李立三的冒险疯狂之举。会议改选了中央政治局，撤销李立三的政治局常委职务并由瞿秋白接替，又一次成为了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
不过，虽然“立三路线”被废除了，但深层次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思想依然在党内蔓延，中国革命并没有走出困境的迹象。而且，瞿秋白本人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并不和睦，远不是他们所愿意接纳的领导人选。
在共产国际米夫的直接干预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过度批判了瞿秋白“调和主义和李立三的“冒险路线”。而且，完全不顾瞿秋白的解释，会议竟然匆匆通过了由米夫和王明共同起草的决议案，再次改选了中央政治局。
果然不出预料，瞿秋白被排除出了政治局，只保留一个中央委员的职务。而王明，竟然越过了中央委员的门槛，直接火箭一般进入了政治局，成为了中央的实际负责人。
从此以后，瞿秋白被迫离开了中共的权力中枢，将主要精力投入到自己最为擅长的文化领域，开始在上海进行左翼工作。期间，他与鲁迅因为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又因为文化人彼此之间的惺惺相惜，很快成为了挚友。鲁迅这样评价:
瞿秋白的的杂文明白畅晓，一览无余，真有才华，是真可佩服。
不过，瞿秋白以“狄康”为笔名发表了几篇文章后，又一次遭到了王明和博古的批判。甚至，还上纲上线，诋毁他有意破坏中央的权威。
此时，中共真的是内忧外患不断。国家的外患有日本的侵略，党的外患有国民党的“围剿”。而在党内，“左”倾错误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本来已经够“左”的瞿秋白，竟然遭到了比他更“左”的王明、博古的清算。
紧接着，以保护个人安全为由，瞿秋白被强令“离沪赴赣”，调入中央苏区工作。
年2月，瞿秋白奉命到达江西瑞金，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长，专心进行文化教育工作，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苏区的人才培养，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或许，比起党务、军务和政务来，他更适合从事文化工作。
面对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博古、李德终于丢掉了来之不易的中央苏区，被迫开始进行长征。因为肺病严重，瞿秋白无法跟随主力红军，只得留在江西瑞金坚持游击作战，牵制国民党的部队。
年初，瞿秋白不幸被捕。闻讯后，远在上海的鲁迅等文化界人士四处奔走，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活动。时任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还当面向蒋介石求情，而为了树立自己民主和开明的形象，老蒋表示只要进行“自白”，立即就能得到释放。
很明显，瞿秋白不需要充当叛徒，不需要出卖同志，只要签署“自白书”就能出狱。因此，国民党的许多官员都积极规劝他，甚至于国民党CC系的大佬陈立夫还专程从南京派人过来劝降。对此，文质彬彬的瞿秋白却显得非常决绝:
我青年时期就已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无从改变！
年6月18日，矢志不渝的瞿秋白被蒋介石亲自下令处决。押赴刑场后，他盘膝而坐，面对死亡显得非常淡然，只面带微笑地对刽子手说了一句“此地甚好”，就走完了自己三十六年的人生。
虽然因为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瞿秋白遭到过数次批判。但是，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不移，面对中国革命的坚定不移，瞿秋白还是得到了公正和客观的评价。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那场大运动的开始，瞿秋白遭到了不公正的评价，被辱为“自首的叛徒”。甚至于，他在狱中所写的《多余的话》，也被认为是“叛徒的自白书”。
结束文革后，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公开评价瞿秋白:
讲他是叛徒就讲不过去，非改正不可。
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情况的调查报告》中，明确为他平反并且恢复名誉:
《多余的话》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的意图，决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
为了纪念瞿秋白，中共中央在他的就义地长汀县建成了“瞿秋白烈士纪念碑”，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示范基地，集中展示了他短暂而璀璨的一生。
文史不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