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3月19日，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强基计划“柳诒徵学堂”举办的“边关何处：新视野下的明清边疆”系列讲座迎来第四讲，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刘婷玉以“民间文书与明清东南边疆民族研究”为题，从民间文献的角度出发，带来了一场关于畲族历史的新见迭出的讲座。讲座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胡箫白主持，总计余位学友在线参与。
学术史与民间文书
讲座伊始，刘婷玉以畲族民俗及民族服饰引入话题。畲族是福建、浙江地区的主要少数民族，主要有蓝、雷、钟三个姓氏，演员蓝盈盈即为畲族。畲族的传统服装叫做凤凰装，以象征着凤凰的头饰为主要特征。刘教授的专著《凤凰于飞：家族文书与畲族历史研究》之命名，也正是来源于这个服饰特征。
作为在厦门大学长期求学、工作的学者，刘博士的学术理路受到厦门大学历史人类学学术范式的颇多影响。傅衣凌先生在《福建畲姓考》中提到，福建特殊的人群主要有两种，一是畲族，一是疍民。后者在福建、广东都有，但是在民族识别时未被别为少数民族。这两类人群，在傅先生看来，都是出自于越人的。陈支平先生也认为畲族是福建闽越人群的后裔。此一说法成为刘婷玉读博期间的主要对话对象。
“畲从何来？畲人真的就是越人的后代吗？”，在这个问题上，前辈学者对于传世文献的梳理、研读已经相当成熟，因此，若要突破前贤观点，则必须在方法论上进行革新。刘博士大量采用历史人类学的田野方法，希冀通过对民间文书的收集与解读，重新诠释畲族历史的演进脉络。她在长期田野调查过程中收集的民间文书，大略可分为四类，即少数民族文书、契约、宗教科仪书，以及族谱。要回应、反思“畲从何来”的议题，祖图、长联为主要代表的少数民族文书，以及记载家族历史演进过程的族谱，相对而言作用较大。当然，契约、宗教科仪书也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契约中包含的空间信息往往是进行地理定位的关键数据，而宗教科仪书则能让人对畲族的民族文化形成立体的、感性的认识。讲座的第一部分，刘博士以其在田野过程中搜集到的种种民间文书为例，为读者进行了生动、细致的解读。
“畲”从何来？
刘婷玉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在祖源记忆层面，福建的汉族、畲族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种外来移民与土著居民的相互认知：不论是福州人、闽南人抑或是客家人，这些广义上的汉族都会宣称自己是北方中原移民的后代，而将畲族视为闽越人的后裔。从这个问题出发，她已经把自己畲族研究之学术外延进行了扩展，即通过对畲人历史的考察，去梳理福建地区历史上的移民问题。
刘博士尝试通过跨学科、多维度的研究视角去考察畲族的祖源，并论证其与其他族群的关系。分子人类学的研究表明，畲族在基因上和瑶族有密切联系。在官方版本的畲族历史叙事中，畲族的主要分布地区是闽东和浙南，即越国故地，普遍认同的祖籍所在则是广东潮州凤凰山。但根据闽南、闽中、闽东、闽北、赣东北和浙南等地的方志记载，可知闽东、浙南的畲族其实来自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即今江西南部，以龙岩、长汀客家区域为代表的福建西部，以及广东等地，时间则不早于明代。
宋元时代的“畲”
历史文献里的“畲”究竟被怎样呈现？刘婷玉指出，“畲”字很早即已存在，代表一种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但将其用来指代特定族群，则始自南宋晚期刘克庄所写的《漳州谕畲》榜文。在榜文中，刘克庄将畲归入溪洞类——散居南岭的少数民族，而漳州的溪洞便是畲。根据刘克庄的记载，南宋末年漳州的畲族仍施行刀耕火种的生活方式，不纳赋税，亦未被编户齐民。但与此同时，他们与汉人之间亦存在颇多接触。以此，在刘克庄的主持下，一批畲人被纳入了南宋的国家治理系统。
让人颇感意外的是，漳州的“畲”在宋末的时候突然活跃了起来，规模亦迅速扩大，其后更卷入了宋元战争，被张世杰组织起来对抗元军。自宋末到元代，“畲”在历史记载中频繁出现，但是元代中后期以后便忽然消失。等到再次出现时，已经是在明代中期以后的福建各地方志之中。
一个刀耕火种的民族，为什么会突然实行整族大搬迁？又为何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出现在不同的地理空间之中？面对这个正史和方志都未提及的问题，刘博士希望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寻得答案。
“畲”与明代卫所制度
谭其骧先生曾写过《湖南人由来考》，其中大量依据族谱作为参考。谭先生认为，家谱、族谱、宗谱存在帝皇作祖、名人作宗的现象，因此其中的官阶、爵秩部分需要谨慎使用，而“其族姓之何时自何地转徙而来”则较具参考价值。以这样的思路，刘婷玉收集了畲族的多部族谱，并把迁徙时间、迁徙的迁入地、迁出地的信息做成表格，其后得出结论：福州附近的畲族家族都是在明代洪武、永乐年间迁到福州附近的，他们的迁出地则较为多元，有潮州说、罗源说、建宁说等等。此外，刘博士发现这些家族都多多少少与军队有关。
十六世纪《博克舍抄本》(BoxerCodex)中的广东畲人洪武二年迁至罗源的福安廉岭雷氏家族，始迁祖任罗源中军副府。虽然中军副府不是明代习见的官职或军职，但是这个头衔至少可以提供一则信息：雷氏好像和军队有关系。福鼎西歧的钟氏家族亦然，在祖源记忆中，始迁祖钟舍子乃建宁右卫左所夏百户下军小旗。而约略居住在同一地区的崇儒蓝齐满家族，据称在洪武十三年时迁到福建。大部分福建地方志都将福宁卫修建年代定于洪武二十年。而万历时期的福宁州志则记载，福宁卫于洪武十三年修建。由此可见，一部畲族族谱中包含的信息，亦可补充、厘正正史、地方志的记载。经过大量的数据整理、资料比对工作，刘婷玉尽可能地复原明代村名，逐个查对地名，希冀验证这些畲族家族可能和明初沿海军队卫所屯田制度有关的假设。功夫不负有心人，刘博士发现，这些畲族的确是生活在明代军屯卫所的区域中。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族谱中记载的畲族始迁祖，怎么会从原来的闽粤赣交界区域迁到福州附近的屯田区域里来生活呢？她继续在族谱、地方志、正史这三个层次的资料里挖掘线索，发现由于元明之际战争和瘟疫造成的巨大人口损失，明初设置卫所屯田时，便将各个地方的卫所屯田都安排在福州附近。因此，明初福州地区是一个军人的世界，该地区附近集聚了福建最大规模的屯田。在此宏观背景下，所受影响较大的典型代表即为建宁左右卫。建宁地区以山地为主，耕地面积较小，因此屯田只能设置在别处。而其时福建抛荒田地最多的就是福州附近。也正是因应于这样一个历史契机，原来生活在闽粤赣交界的畲族族群，在通过元代的屯田系统被编入了元代屯田军以后，因为明初收集元代旧军，从而进入到了明代的屯田军系统。又因为明代建宁左右卫的屯田设置在福州附近，所以最终完成了该族群从闽粤赣交界区域向闽东区域的整体性的历史迁徙。现在的畲族，也的确是聚居在福州附近的。
刘婷玉补充道，分子人类学的研究对她重构畲族的历史演进历程是一个强有力的佐证，畲族有越的成分，但不一定是线性的汉代的闽越人的后裔，而应该是活跃于南岭民族走廊的一个族群。
清代《皇清职贡图》的畲族东南边疆地区的族群融合梳理了畲人的迁徙历程以后，刘婷玉希望由此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