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hjnbcbe - 2020/12/20 17:48:00
识字问题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学者，很少有人会否认民众识字问题的重要性。然而，自美国史学家罗友枝（EvelynS.Rawski）《清代教育与民众识字》一书于年问世以来，研究者大都将信将疑地引述罗友枝对识字率的估计，或根据自身研究课题的需要，对罗氏的数据稍加调整。但据笔者管见所及，此后学界再也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过系统、深入地清理和探讨。本文尝试吸收人类学和欧洲史的识字研究成果，配合对文字书写与民间文献的思考，就重新认识清代识字问题提出若干思考。笔者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中两国学界关于清代识字问题的两场争论开始，讨论这两次争论的焦点和问题所在；然后通过回顾人类学家和欧洲史学家的相关研究，论述识字问题研究中的功能性转向及其对中国识字问题研究的启示；最后讨论对清代识字问题的再思考，侧重探讨对识字内涵的新认识和花押作为识字直接证据的学术价值，倡导开展微观层面的识字研究。一、两场争论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欧美学界围绕清代民众识字问题先后展开了两次讨论。这两次讨论虽然没有吸引众多的参与者，在当时欧美中国学界的影响也不算大，却揭示了中国史识字问题研究中的一些核心问题，因此笔者就此展开讨论。年，美国学者牟复礼（F.W.Mote）在《亚洲研究学报》发表评论文章，对一年前出版的一本新著《毛的革命与中国*治文化》提出批评。这本讨论中国当代*治文化的著作，在一个脚注中对清代识字率进行了简单的估计，而这成为牟复礼批评的焦点。该书作者、*治学者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Solomon）在脚注中指出：“对识字人口总数的估计，必定只能是近似值。由于经济条件的不断变化和*治上对学额或实际捐纳额度的操纵，这个数值也随时间而波动。据粗略估计，—年之间，识字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2%。”他引述的著作是何炳棣的《明清社会史论》（TheLadderofSuccessinImperialChina）和罗伯特·马什（RobertM.Marsh）的《官宦：—年中国的精英流动》（TheMandarins:TheCirculationofElitesinChina,-）两书。对此，牟复礼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何炳棣和马什都不曾研究过清代识字率。那么，所罗门是如何推导出这个数据的呢？牟复礼发现，所罗门引述的马什著作的相关章节，讨论的实际上是精英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而马什引用的则是张仲礼《中国绅士》的统计数据。在引述《明清社会史论》的部分，牵涉到的是何炳棣对生员数量的估计。牟复礼还发现，所罗门给出的数据，是何炳棣估算的18世纪清代生员总数的6倍或12倍（占总人口的1%—2%）。换句话说，所罗门推断，在参与童试的每6人或12人中，有1人考取生员。牟复礼认为，这个估计是有问题的。根据张仲礼的估计，在参与童试的童生中，只有1%至2%考取生员。何炳棣的估计是每25人或40人中，仅有1人考取生员。牟复礼认为，假定每40位或50位童生中有1人考取生员，那么参与考试的童生数是2—3千万，约当中国人口总数的10%或男性人口总数的20%。不过他指出，在传统中国，这个高端识字群体的比例有点过高。同时，他认为除了这些高端识字群体外，还有功能性识字群体，如胥吏、职员、商贩、没有功名的*人、僧侣与道士，甚至某些妇人。这个群体所占比例可能不亚于有志于功名出仕的高端识字群体。因此，“即使从所罗门本人在书中引述的信息看，识字比例事实上也必定不低于10%，也许还要更高。”很明显，所罗门的主要错误，在于误将参与科考的童生数量，等同于识字人群的数量。牟复礼批评的焦点，首先在于所罗门对生员录取比例估计过高。同时，根据他的理解，清代社会中的识字群体，至少可分为两个类别：一是有志于科举出仕的高端识字群体（thehighlyliterate），一是仅具备基本识字能力（basicliteracy）的功能性识字者（functionallyliteratepersons），两者可能数量相当，而所罗门根本没有将后者计算入内。透过对所罗门的批评，牟复礼引入了对清代识字群体的初步分类和估算清代识字率的一个基本路径，为思考清代识字问题提供了一个起点。但是，如何区分高端识字群体与功能性识字群体？如何区分识字群体与文盲？几年后的一场争论推进了对这些问题的讨论。罗友枝年出版的《清代教育与民众识字》一书，是迄今为止探讨清代识字问题最为系统深入的著作，至今仍是明清社会史、文化史的基本参考书。此书对清代的民众识字率提出了一个估计，并从教育史的角度探讨了清代识字率较高的教育史、文化史背景。跟牟复礼一样，罗友枝认为有必要区分不同的识字能力，因此开篇就讨论了识字的质量问题。她侧重区分了两大类型的识字能力。其一，在长期学习儒家经典及其注疏过程中获取的识字能力，她称之为“完全识字能力”（fullliteracy）。其二，在完全识字能力之下，还有不同层次的识字能力，这是由18—19世纪“不同的教育机会”提供的，这些机会为无意掌握“精英教育科目”的“数量众多的中国普通民众”提供了“功能性”（functional）读写能力。这种识字能力有助于普通民众处理诸多日常事务，具备这种识字能力的民众，可认读近个字，同时能书写数量更少但依然相当可观的文字（数百字以上），这是本书侧重讨论的识字能力。那么，具备这种识字能力的民众，在清代总人口中占了多高的比例呢？与欧洲从事识字研究的学者不同，罗友枝没有对清代识字率进行直接的实证研究，她主要引述了卜凯（JohnL.Buck）、《教务杂志》（ChineseRecorder）、满铁调查等数据，对20世纪早期中国各地识字率的差异进行了讨论，得出一个广为引述的估计：“本章引述的零碎的轶事性的、间接的证据支持这样一个假说：18世纪与19世纪的功能性识字，在影响范围上超出以前的假设。基本识字能力在两性之间的分布是不均等的，拥有某种读写能力的男性约占30%至45%，而女性只占2%至10%。”从本书引述的数据看，这个数据最为接近卜凯在20世纪30年代的调查数据。根据年全国性的乡村调查，卜凯提供了两组与识字率有关的数据，其一是“教育程度”数据，30年代中国男性“稍受教育者”占45.2%，女性占2.2%；其二是“识字程度”数据，当时中国识字男性占30.3%，女性占1.2%。很明显，罗友枝对男性识字率的数据，接近卜凯对识字程度与教育程度的统计。而她对女性识字率的估计，则以卜凯的数据为基础作了调整，可能考虑到了城镇女性识字人口稍高的特点。《清代教育与民众识字》的考察重点，并非如何计算识字率，而是论述清代教育的不同侧面。她之所以采取这种研究路径，跟她对中国识字率证据的认识有关，亦即她基于对中西文字差异的认识，否定欧洲学者通过签名计算识字率的通行做法可以应用到中国（详后）。因此，她转而采取迂回的方式，透过考察清代民众教育的不同侧面，论述清代高识字率何以成为可能。具体而言，她从学校设施（私塾、社学、义学）、教育费用（教育薪水、学费等）、潜在师资（尤其是生员和童生数量）、教材（“三百千”、杂字等）等侧面，论述了清代教育机会供给实况，为估计清代识字率提供了基本的制度史和社会文化史背景。《清代教育与民众识字》出版后，书中对清代识字率的估计引起了较大争议。年，荷兰学者伊维德（W.L.Idema）在《通报》发表长篇书评，从卜凯统计数据的利用、适龄儿童就读情况、传统初级教育效率（尤其是对方字的利用）、学童旷课问题、识字能力的定义、城镇识字率及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区分等七个方面，对罗友枝的清代识字研究成果提出了全面的批评。伊氏指出，对认识清代识字问题，官学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民间资助的教育，本书第二章开始的主体章节对这些他所谓的“制度化教育”（institutionaleducation）的讨论，并未为作者的估计提供“非常扎实”的支持。因此，他认为要讨论识字率，还是必须回到第一章的相关讨论。由于伊氏的评论涉及面颇广，笔者仅就较为相关的问题进行讨论。早在年出版的《中国白话小说的形成时期》（ChineseVernacularFiction:TheFormativePeriod）中，伊氏就将识字能力分为“粗通文字”（moderatelyliterate）、“完全识字”（fullyliterate）和“高端识字”（highlyliterate）三个类别。他指出，要读懂一本初级读物，必须能认读近字，这大概是他所说的“粗通文字”的基本要求。基于这种认识，他批评罗友枝对识字的定义过于宽泛。罗友枝认为掌握数百字就算识字，而伊氏认为仅知晓数百字“近乎文盲”，这种识字能力在不少调查中可能被列入文盲一类。再者，这一群体的阅读技能有限，他们能够从通俗印刷材料中获得的好处是极其有限的。伊氏还批评罗氏对卜凯数据的引证不够谨慎。他认为，由于卜凯组织的农户调查程序较为复杂，对各地调查人员的文化水平提出较高的要求，这意味着那些具备教育设施的村落被选中的几率比普通村落高得多，其结果是调查所选样本可能高于平均值，因此，“卜凯的识字率数据可能需要大幅度下调，也许要下调三分之一”。另外，伊氏还对清代城镇人口的识字率提出推测，认为接受教育的男性城镇居民比例非常高（可能“达到80%”），相比之下，绝大多数乡村地区受教育男性可能低至30%上下。综合城乡数据，“中国受过教育的男性人口总数比例可能在35%上下”，而“从教育中获益良多、堪称识字的男性，可能只占其中的三分之二，约占男性总人口的20%—25%”。笔者认为，伊氏和罗氏的主要分歧，不在于清代识字率的比例本身，而是对识字能力的定义。由于伊氏对识字能力的定义较为严格，他得出的清代识字率数据自然比罗氏低。细究两人之所以对识字的定义不同，也许跟他们侧重处理的史料和问题有关。笔者揣测，作为一个受过系统社会经济史训练的学者，罗氏考虑的主要是画押、记账和写信的能力，这些能力与社会经济活动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而作为一位文学史学者，伊氏更多考虑的是阅读白话小说的能力。很明显，这两种智力工作对读写能力的要求是颇不相同的。除了伊维德外，台湾学者张朋园也撰文对罗友枝的功能性识字概念提出了商榷。他认为罗氏对识字的定义“是松散的”，他追问说，“功能识字能力可以称之为识字吗？”罗氏“既甚重视识字与现代化的关系，则功能识字能力能促进现代化吗？”他指出，“现代化最基本的要求，于*治，要实行民主；于社会，要求平等；于经济，要求提高生活水准。”那么，“功能识字能力会产生此类观念吗？一个人要会写记账的数目字，会计算，会写简单的信函，都不困难，但要他具有权利的思想，有麦克勒伦（DavidC.McClelland）的‘成就感’（needforachievement），恐怕是不容易的”。在罗氏、张氏撰写上述论著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现代化理论方兴未艾，他们都从这一学术关怀出发，探寻读写能力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不同的是，张氏对罗氏所定义的功能性识字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提出质疑。其实功能性识字是战后识字学界提出的核心概念，张氏对此概念本身提出质疑，似乎走得太远。应该说，尽管功能性识字能力未必能够促成他所说的*治、社会、经济层面的现代化，但如果因此否定这一能力给识字民众带来的影响，则未免失之偏颇，只是功能性识字能力如何影响普通民众的生活，尚待进行深入的探讨。这里还应提上一笔的，是科大卫对中国识字问题的讨论。《清代教育与民众识字》出版后，香港学者也对本书进行了讨论，科大卫《论一九一〇年代新界区的识字率》就是以此为契机写成的。这篇文章还有另一个写作背景，即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香港中文大学启动口述史计划，在新界地区搜集到不少乡村社会史资料，此文就是这一计划的成果之一。文章首先依据港英*府年的人口普查，讨论了清末民初新界的教育和识字情形，认为新界北区约41.9%-56.1%的男性被列入“识字”，而南区被列入“识字”的男性人口约占所有男性的50.9%-66%。这种识字能力如何获取，作者未做讨论。不过在随后对入学与识字能力之关系的讨论中，作者认为，由于学校条件和教学效率的限制，就读人数不能等同于识字率。要理解识字问题，必须讨论乡村生活与识字需要的关系，特别是应区分“认字”和“识字”的差别：文字最基本的用途就是记名。建筑物门外有个横额，乡民能够认出上面的几个字，如“某某古庙”，文字就达到记名的功用。同样，乡民在族谱、碑记、任何名单上能认出自己或他人的姓名时，文字也有同样功用。从“功能性识字”的观念上来说，这位村民已可以称得上“识字”。其实，在这个水平，能算是有“认字”的技能。能够在一篇文章之中认出一部分文字，并不等于能够阅读这篇文章。……笔者怀疑一九一一年普查中所谓“识字”的人口，绝大部分都只有“认字”的水平，而并非有能够运用字汇的水平。接着，文章通过分析访问过的34位老人的识字情形，指出上学7年以上的老人，绝大多数与务农无关，而上学4—6年的大多是农人。务农之所以对教育要求低，是因为“文字在传统乡村社会的应用不大”。具体来说，乡间的物权交易，可以由“代笔人”办理；乡村的娱乐主要通过口头方式习得；乡村中常见的占卜、礼仪之类的手册，主要由教师、乡村中的“学者”使用，“并不是只读过两三年书的人可以看得懂的”。因此，“真正看书看得懂的识字率是很低的”。总体来说，科大卫对识字问题的讨论，试图辨析“认字”和“识字”的差别，强调文字的阅读而非书写能力，指出阅读书籍对识字能力的要求较高，认为乡村生活缺乏民众识字的基本动力。在这种意义上说，他从识字率数据和“功能性识字”的有效性两个方面质疑了罗友枝的看法。从所罗门对清代民众识字人群的误解，到牟复礼对识字能力的分类，从罗友枝对功能性识字的讨论，再到伊维德、张朋园对识字的重新定义和科大卫对乡村识字问题的讨论，七八十年代对清代识字问题的研究从无到有，从疏阔到细致。但同时也应看到，几位学者对何为识字并未取得共识，对识字内涵理解的不同，成为他们争议的主要原因。认读多少字才叫识字？掌握数百字能否算作识字？这种识字能力对普通民众的生活有影响吗？研究不同问题的学者可能见仁见智。笔者发现，不少人类学家和欧洲史学家对识字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并提出过几种颇有影响的看法，很值得注意。二、人类学与欧洲史的识字问题研究20世纪早期的人类学，将自身定位为研究初民社会的学科，自然将无文字社会视为自身主要的研究对象。因此，像对其他许多课题的研究一样，人类学家对识字问题的系统研究，是从“二战”结束后，当一些人类学家将研究地点从所谓的简单社会转移到复杂社会之后才开始的。在研究识字问题的过程中，人类学家提出了几种有关识字的理论与假说，对人文社会科学的识字问题研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谈到战后人类学对识字问题的研究，这一领域最为重要的学者非英国人类学学家杰克·古迪（JackGoody）莫属，他是后来识字研究界所谓的“自发模型”的开创者和代表人物（详后）。古迪的学术兴趣广泛，对亲属制度、神话、烹饪、花卉文化等领域都有涉猎，进入21世纪后更是撰写多部著作，声讨欧洲中心主义。不过他用功最勤的领域，当推识字问题研究。自年发表第一篇讨论识字的文章以来，他已先后出版了《传统社会中的识字》（主编，）、《蛮野心智的驯服》（）、《书写的逻辑与社会的组织》（）、《书写与口传的界面》（）、《书写传统的力量》（）等专著，对文字的发明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堪称全方位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富有争议的假说与看法。古迪侧重从两个基本维度，对识字问题进行探讨。其一，注重书面文化与口传社会的比较分析，通过讨论口传社会，凸显书面文化的特殊性及文字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其二，聚焦古典时代，考察文字发明之初文字对社会的影响。这意味着，古迪的不少讨论，不是基于自身的田野经验，而是通过将自身的人类学思考带入古典研究，对古典时代的识字问题提出假说。再者，古迪识字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