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hjnbcbe - 2021/1/20 9:23:00
本文来源：近代文学研究编者按：现代作家朱自清一生留下大量日记，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用英文或日文所写。但在翻译、整理出版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错误，不免降低了其文献史料价值。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徐强教授的近作《朱自清全集日记卷翻译疏误考校》，对这些失误逐一分析、考校，以还原文本的原始面貌，为近现代作家、学者日记的整理出版与研究建立了一个充分发展的个案。此文原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3期，感谢作者授权“近代文学研究”公号（ID：jindaiwenxue）发表全文修订版。《朱自清全集》日记卷翻译疏误考校文/徐强徐强朱自清一生勤勉，记日记为日常功课，从青年时期到逝世前不久，二十多年间连贯不辍。据朱乔森在《朱自清全集》第九卷（日记上卷）编后记交代，就现存来说，共有年7月28日至年3月底的一册；年8月22日至年8月2日为止的19册（其中有两册遗失）。朱自清逝世后，有关方面筹备出版《全集》，拟将日记全收；后来改出《文集》，本拟选收日记，由朱自清的学生王瑶选录并经浦江清、陈竹隐审阅，选出一稿，后来《文集》也未收。年，这些日记以《朱自清日记选录》为名在《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三辑刊布，共余条。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朱自清全集》的编纂出版，朱自清日记整理全面展开。整理中的一大难点是外文内容的中译。朱自清日记有一大部分是用英文、日文所写，特别是年7月20日以后的部分，以两种外文书写者为多，仅有少量用中文书写。李钢钟、王国华两先生受邀参与，分别负责翻译英、日文日记，并由杨张基先生校订。整理后的《朱自清日记》，部分曾在《新文学史料》和《人物》杂志选载，全面问世则见于年出版的《全集》第九、十两卷。应该说，整理编译者花费大量心血整理《日记》，为现代文化研究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正像整理者坦承的，日记中“大量的人名、地名均写的是英文拼音，译成中文时很可能出错。”[①]自《全集》出版迄今近20年，对此展开讨论者，仅见周栩撰《朱自清日记整理错误举证》一篇，[②]且只涉及到年12月27日所记“徐中舒君”“徐君”为“中书君”“钱君”之误译这一条而已。鉴于朱自清在现代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日记涉及的时空广阔、牵涉面巨大，它在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的征引价值自然极高。因此，《日记》的精校不能不说是当前朱自清研究、乃至现代文学研究中一项紧迫的任务。笔者近年从事有关现代文化研究，对朱自清日记多所援引。在研阅过程中，笔者发现这部日记整理中的舛误，无虑两三百条。今先就其中的下册（《全集》第九卷，即年到年的日记）中的疏误作若干条陈与疏证，俾能就正于方家，并引起学界注意。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涉及的到的条目，多与翻译有关。因笔者迄今并未见到日记手稿，所以很多存疑条目暂不在列，所指出各条均为不必据手稿、仅依旁证和逻辑推论即能得出结论者。1.“温特沃斯”实乃朱自清二弟朱物华《日记》中将近20次出现“温特沃思”的名字。有些文献将其认作清华外文系教授罗伯特·温特，非也。先看年4月19日到21日连续三天的日记：19日：表姐来说，温特沃思患猩红热。医院，医生认为不严重。20日：弟妇电话告二弟病重，故进城，彼已决定移往协和。经胡医院院长谈住院事，并与东华商量协和张大夫。乃决定移住。21日：请假两小时进城去协和看望温特沃思。张大夫的确认为温特沃思情况很危险。东华的医生告温的病是猩红热继之以肺炎，（……）。这三条联系起来看，很容易得出一个猜测：病人“温特沃思”和“二弟”同是一人。而“表姐”和“弟妇”很可能也是一人——英文“表姐”为sister-in-law和“弟妇”称谓相同，两条分别翻译、译法相异，这一可能性较大。如这一猜测不妄，根据行文语境，此人即病人的妻子。《朱自清年谱》21日记述：“医院探望因猩红热住院的清华教授温特·沃思。”此为据日记转述，未加考实，将“温特沃思”指为清华外文系教授温特，不确。理由如下：首先是名字不对。清华教授温特，原名RobertWinter（—），一般译为温德（晚年在北大人称“老温德”），美国人，早年与在芝加哥大学留学的闻一多结识，在闻一多介绍下，年来中国任教，初服务于东南大学，年清华改为国立大学，他和吴宓、闻一多一起到清华任教，是清华大学外文系课程体系的主要设计者之一。抗战中赴昆明，在西南联大外文系任教。战后随校复员，继续任清华大学教授。年院系调整，转至北京大学，直至逝世前一直任教于此。作为在中国任教时间最长的教授之一，温德学养深厚，英语文学造诣匪浅，与享誉世界的新批评派人物理查兹、燕卜荪交好，在中国的文学教育界享有盛名，被誉为“对沟通东西方文化影响深远的外籍专家”[③]。其次，众所周知，老温德一生未娶。但《朱自清日记》中的“温特沃思”却常常是夫妻联袂出场。例如，年1月27日，“访温特沃思夫妇，并在玉华台共进午餐”；年8月15日“与温特沃思夫妇共进晚餐”；等等。这些足证“温特沃思”与“（罗伯特·）温特”非一人也。现在试来验证温特沃思就是朱自清的二弟朱物华。朱物华（—）又名佩韦，电子学家、水声学家、教育家。生于江苏扬州邵伯镇。年从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考取“美庚款”赴美留学名额，进入了麻省理工学院电机系，次年即获得硕士学位。年9月，朱物华考入哈佛大学。先后获得哈佛大学的硕士、博士学位。年6月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年8月，朱物华在欧洲考察一年后回国，先任中山大学教授。年转到唐山交通大学教授。年离开唐山，就任北京大学教授。抗战期间随校南迁，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战后，历任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朱物华在《朱自清日记》中最早出现是在年8月26日。当年7月末朱自清欧游归国抵达上海，随后赴南京，中途于8月26日经过镇江，“二弟、隐（陈竹隐）游甘露寺”。兄弟均在北平的记录，最早则见于当年10月15日，当天朱自清入城宴客，客人名单中有“二弟”。由此可推，朱物华赴任北大，可能在本学期。此后直至年11月1日，期间朱自清多次进城访问二弟。上面抄录的年4月19日到21日的日记所记住院事件之后，又有几次后续记录：年5月16日：“医院探望二弟”；5月30日：“访文藻。二弟化验蛋白高，闻之甚惊异”；6月28日：“访二弟。彼已出院回家，血压仍高”。几条联系起来看，愈加验证这次的病人温特沃思即二弟朱物华，而“弟妇”文藻，即朱物华的妻子。朱物华有游历欧美的背景，温特沃思或为其英文名字。朱自清在日记里有时称呼人物的英文名字，如对叶公超，就常称其“乔治”，所以对朱物华，时而称其英文名字“温特沃思”，这也是完全可能的。朱物华后来成为中国电子学科、水声学科的著名学者，一生行实比较清楚。不过《日记》里的某些记述还是提供了鲜为人知的细节。例如年11月21日记“温特沃思一家正住我家，因此妻很忙不能来信”。此时朱自清已至南岳，夫人陈竹隐和朱物华一家尚留平，朱物华一家搬到朱自清家暂住。另外，《日记》多次提及温特沃思或“二弟”，常同时提及“文藻”，乃知文藻为朱物华妻子之名。其中在西南联大时期的提及，常常与扬州家事相关，愈加证明此点。最后补充一点，有时提及简称“温特”也是指朱物华，而不是外文系温德教授。如年3月22日（在昆明）记“得弟媳信，对我痛责。她说我的负担使她终日忧虑，而她的数封来信我均未作复。这是她第一次公开严厉地责备我。信系寄给温特，托他警告我。温特确实很好，给我看了这封信……”，这里的“温特”就是指朱物华，而不是罗伯特·温德。2.“牛先生”实乃钮先铭年10月10日记“晚访钮先铭，彼系颇有经验之战士。南京沦陷后一度削发为僧，共八个月之久。在此期间日*几度检查，恐吓，危及生命。彼之语言甚美，有如妙笔生花。”日记于此条之后，有几次出现“牛先生”字样。一是11月25日，“晚上牛先生来访。他给我看他的诗，颇有诗意。我们谈及诗与文学，真是愉快的交谈。”二是12月9日，“晚上牛先生来访，我们像往常一样进行了有趣的交谈。他给我看汪精卫填的词，是汪通过顾颉刚转给（蒋）委员长的信息。词曰（……）”对照前一则日记，后两则翻译语体明显（如称“他”而不是“彼”，助词“了”字的使用等）。关于其中的“牛先生”，遍查朱自清当时前后交游，未见牛姓朋友。联系10月10日所记钮先铭“语言甚美，有如妙笔生花”，欣赏、愉快之意溢于言表，后两则云“像往常”“愉快的交谈”，大致可以断定后两则中的“牛先生”当作“钮先生”，即指钮先铭。按，钮先铭（—），江西九江人，蒙古族。日本陆*士官学校毕业，中央*校教导总队工兵营长。南京大屠杀时期，奉命守卫光华门的钮先铭撤退未成，无意中闯入永清寺，情急之下出家，法名“二觉”，多次受到日*盘查，目睹了日*的屠杀事实。在鸡鸣寺躲了八个月，得以保全自身。后来张恨水以其这段传奇经历为原型写了小说《大江东去》。不久出逃武汉重新加入抗战，后晋升陆*少将。抗战后，钮先铭担任过*令部二处少将处长、北平*调部副参谋长。年后赴台，先后任台湾警备司令部等*职。年后转入文化界，曾任正中书局总编辑、华欣文化事业中心主任、台湾电视公司顾问、中国文化学院教授。著有小说《归去来兮》、《天涯芳草》、自传《还俗记》及《释迦牟尼新传——经典文学研究》等。其父钮传善，是清末和民国官僚，曾任财*次长，抗战期间附逆，充任伪天津治安维持会委员兼伪社会局、教育局局长。其弟钮先钟则为著名战略学者，曾任台湾新生报总编辑，国防计划局编译室主任，淡江大学教授等职。有关人员对于钮先铭风采的回忆，也能佐证朱自清的印象。抗战期间，钮先铭曾在*统的“情报参谋训练班”任教官，该班第四期学员张赣萍回忆，当时这位“被张恨水写成‘小说人物’，曾一度被日本人追得削发为僧的钮先铭将*”，给大家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说：“另一位最受我们欢迎的教官，是多次向我们讲解时事的钮先铭（……）钮先铭给我们的印象，堪称‘名不虚传’。言态潇洒，雄辩滔滔，风度好极了，口才也好极了；他一出台‘亮相’，我们就给了他一个‘满堂彩’！他讲解时事的时候，也旁及战术。对敌我两*的部署，番号驻地，如数家珍；对敌情的分析判断，有条有理，层次分明。间中加插一些战场上的逸事趣闻，及敌我指挥的性格作风介绍，无不引人人胜，绘声绘影，令人忍俊不禁。听他演讲，对我们那种枯燥紧张而又艰苦的学习生活来说，无异是一种精神上的调剂，心灵上的享受。再因为他所讲的，又有许多是内幕性的*事秘密，在报章上根本看不到的，这不但使我们有‘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知识满足。”[④]3.多处之“徐”实为许维遹许维遹（—），号骏斋，山东威海人。年毕业于北平大学中文系，后任教于清华大学。《长沙临时大学教职员名录》中无其名，但《长沙临时大学各院系必修选修学程表（年至年度）》中显示他任教国文课[⑤]。年度担任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教员”职[⑥]，年名义为“专任讲师”，年度为副教授，最迟于年12月已为教授。[⑦]许维遹精训诂、校勘之学，为著名《吕氏春秋》专家，著有《吕氏春秋集释》、《韩诗外传集释》。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师范学院国文学系先后讲授课程有（大一）国文、历代文选、左传、校勘实习、吕氏春秋、尚书、国语等课程。朱自清日记中提到许维遹至少四五十次（多以“骏斋”或“许”出现）。另外，涉及日记下册出现“徐”、“徐先生”、“徐君”凡16次。其中至少以下四处，皆应为“许”，指许维遹。（1）年7月10日，“告诉徐先生不要将中文系一年级分开，但陶只能教文言课。”这一条与“大一国文”课有关。西南联大“大一国文”系全校通修课，从年长沙临大时即已开设，分为读本和作文两部分。开始两部分或由一人担任，年后逐渐形成每班两位教师，分任读本和作文的制度。长沙临大的国文只开5个班，迁滇后班级数目增加，教员也增加。年下半年到年暑假前，身为联大中文系主任的朱自清一直在会同杨振声、闻一多、魏建功等商讨开课办法、筹备编选教材、延聘教员。开课办法先后定过几种方案，最终形成两位老师分任的制度。“陶”指陶光（重华）。陶光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曾在天津任教中学。抗战爆发后赴广西任教，不久在罗常培邀请下到西南联大，在师范学院国文学系担任助教，担任大一国文课程。朱自清安排他“只能教文言课”，故不打算让陶光单独负责某一个班，而在不分班的情况下只担任一部分课程（文言部分）。根据当年入读中文系的汪曾祺的回忆，陶光的确担任了中文系学生的大一国文教学工作，而且教的是“作文”课。至于此处的“徐先生”，或为负责分班的教员，或许是朱自清希望能够与陶光合作担任一班课程的人选。查本年度教职员名录，无有徐姓人士，许姓也只有许维遹一人而已。许维遹在长沙临大时期就开始担任国文课教学，到—40学年度仍旧担任，作为朱自清设想的人选，是毫不足奇的。（2）年12月13日，“下午芝生来访，给我看莘田的信，信中提出三条，须在学院与系之间、两所大学的系主任之间加以遵循。还给我看了回信，系芝生与一多签字。他们接受莘田之主张，他们怕莘田要徐与陈教大一国文。这种做法不公正，且将令人尴尬。”这条既仍关乎大一国文课，也关乎围绕中文系主任一职人选问题的复杂斡旋。临大、联大成立后，一直由朱自清担任联大文学院中文系主席（后称主任）。年11月，朱自清辞去中国文学系及师院国文学系主任职务，北大的罗常培（莘田）暂代。年6月起正式任命。年9月10日，罗常培请辞联大中文系主任及师院国文系主任职，闻一多暂行代理。18日，闻辞代理主任职，联大聘杨振声暂代。此后一段时间，各方紧张协商主任人选。朱自清日记中涉及此事的记录有：11月19日，“路遇芝生，建议他这学期代理中文系主任，然后我们就可以要求莘田接受这份工作。”12月7日，“芝生来访，告以莘田将在我系任职，条件是有关人士要订个君子协定。我意这样不好。建议莘田向芝生与子坚写一申请，陈述其观点与条件，从而得到他们的正式批准。芝生接受了我的建议。他引用今甫的话，说他未侵犯系主任的特权，我用杨的情况提醒他，并责一多。虽如此，他们认为一多这样做是无意识的。”12月11日访罗常培，“访莘田是为了表示支持他复职。”然后就是上引12月13日之事，冯友兰来告知朱自清进展情况：君子协定已签字。但冯、闻担心罗常培让许维遹、陈梦家担任大一国文教学（冯、闻、许、陈均为清华籍）。背后的考量与博弈笔者难以揣测，仅能得出几个浅显结论：一，清华、北大两系之间，院与系两级之间，在人事和工作安排上不免龃龉；二，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均支持罗常培复职；三，清华人（特别是冯、闻）又担心罗常培任职后，清华在排课问题上陷入被动，例如，担心许维遹和陈梦家两位教授被安排大一国文。人事问题的结果是：12月18日，杨亦辞职，罗常培恢复担任两系主任职。但他仍时有去意。如年1月13日，朱自清记载劝莘田不要辞职。不过他还是坚持了下来，一直到年11月，罗常培休假赴美，请辞主任职务，联大聘罗庸为两系主任。算起来，临大、联大存续八年半的时间，担任过中文系主任、代理主任的共有6人，其中罗常培当了五年，仍是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个。至于课程问题，后来的事实是：—年度大一国文实行一个教授或副教授带一个助教合作教一班的方式，许维遹以副教授身份与助教孙昌熙合作教一班。（3）年8月15日，“午饭后徐与何谈及伙食问题，听之亦不禁加以评论。”（4）年6月22日，“徐告以应尽快找女佣。开始轮流做饭。”这两条都涉及到日常起居的安排。年1月入滇，6月接来家眷，先后在蒙自、昆明市内、北郊梨园村租房住家。年5月陈竹隐携乔森、思俞移居成都，朱自清过单身生活，起居不便。年8月他休假赴成都一年有余，年11月初返回昆明后，11月12日迁居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与许维遹、何善周同屋。此后他有课时进城，上完课返回，大致每周一半时间居住司家营。年11月23日浦江清自沪返昆后，也来司家营同住。这段时间，四个单身同事共同起伙做饭，或轮流掌勺，或聘请女佣，期间免不了在伙食问题上常相商量，也时有不同意见，也少不了烦恼。与第7条相关的是：此前一天（21日）“商谈饭团问题，决定继续延长。”7月1日，“忙于做饭。”7月30日，“江清与女佣口角”，都反映了起居琐事。因而，其中的“徐”显然应为与朱自清同吃同住达四年多的同事许维遹。4.“沙校长”实乃萨本栋年6月5日，记“向厦门大学沙校长拍一电报，谢绝他的约请。”“沙校长”当为“萨校长”之音译误转，指萨本栋。按，萨本栋（—），福建闽侯人，物理学家、电机工程专家、教育家，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学校，年在美国麻省伍斯特工学院获理学博士学位，年，应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叶企孙之聘请回国任物理学教授，曾被清华大学教授会推选为评议员。期间与朱自清共事。《朱自清年谱》中有很多两人一同参会的记录。如年3月9日下午，萨本栋等提议召开清华教授会临时会议，讨论热河事变，朱自清也参加；年5月10日，朱自清、萨本栋等同被教授会推选为毕业生成绩审查委员会委员；年6月7日，两人同被推选为下年度评议会评议员，等等。年7月1日厦门大学由私立改为国立，随后萨本栋被任命为国立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因日*威胁厦门，10月间，萨本栋擘划将厦门大学内迁到闽粤赣交界的山城长汀，年1月厦大在长汀复课。这次朱自清受邀赴厦大任教，有因旧同事关系求援的意味在内，但朱自清权衡后决定拒绝。次日日记中载“木栋”，也应为“本栋”之误。5日的电报没发出，因电信局以“得到指示不接受拍电报到沿海城市”为由拒发，朱自清怏怏而返，回来后查阅地图才知长汀并不沿海。6日乃重新发出，是顺理成章之事。萨姓本较少见，按说重名不会多。但有意思的是，西南联合大学学生中居然也有一个同名的萨本栋。其名列在《廿八年度新生名册》“转学生”下。据名册资料，这个年23岁的男生萨本栋也是福建闽侯人，当年转入外文系二年级。[⑧]《卅一年度新生名册》显示他中间休学，年下半年复学，入同系四年级，《西南联大历年本科毕业生名录》显示其于年7月毕业[⑨]，随后从*[⑩]。至于该生其余情况则不详。5.个别之“于”实乃俞平伯俞平伯堪称朱自清的知交。年朱自清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期间，因同写新诗而与俞平伯相识定交。年前朱自清在浙江各校任教期间，两人来往不断，期间还同任《文学周报》撰稿人、同游秦淮河并作同题名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同组织“我们社”并编文艺丛刊《我们的七月》、《我们的六月》等。年末，俞平伯就任燕京大学教职，年8月他推荐了朱自清担任新成立的清华学校大学部国文教授。年俞平伯本人也受聘为清华中文系讲师，年担任教授。由于有这些互为交织的经历，在朱自清年南下之前的日记中，俞平伯出现的频率极高。不过日记中仍有一些本是俞平伯出现的场合，误为别人。下面列举两处。第一处是年4月29日，记“晚访叶、俞。余示以《古诗十九首》之新评注。似新意无多。”此处“叶”指叶公超，时任清华外文系教授，“俞”指俞平伯。而“余”应为“俞”，亦指俞平伯。俞平伯当时刚刚整理完一篇关于古诗十九首的文章，即后来刊发在《中学生》第56期上的俞平伯《葺芷缭衡室古诗札记——古诗十九首章句之解释》。全文由五篇札记组成，分别释解了“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西北有高楼”五首。据文前小序，该文系应叶圣陶之约所作，为检寻昔年旧稿《古诗札记》三则并增补两则而成。这篇小序正是作于年4月29日，因此朱自清当日即读到全文手稿，几乎可以肯定。第二天（4月30日）的日记中就出现了对俞著的评论：“读平伯新作《古诗解》，写得好，但不及《读词偶得》”。当时俞、朱二人都对古诗十九首抱有浓厚兴趣。俞平伯稍后在5月18日完成了另一长篇论文《古诗〈明月皎夜光〉辨》，而朱自清在此前两天的5月16日日记中就引述了其观点：“俞君对《古诗》第八首发表新意见，谓如《七月》，‘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为写秋景，‘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为写孟冬景。（……）此说实为创意。觉迄今所有古诗发生时代之争论，亦当如此解决。”按，所谓“第七首”，当为“第八首”。俞文后刊于《清华学报》第十一卷第三期（年7月出版）。朱自清逝世后，俞平伯在悼念文章中说：“古诗十九首，我俩都爱读，我有些臆测为他所赞许。他却搜集了许多旧说，允许我利用这些资料。我尝创议二人合编一《古诗说》，他也欣然，我只写了几个单篇，故迄无成书也。”[11]倒是朱自清后来在昆明写出了一本专书——《古诗十九首释》，曾分篇在《国文月刊》发表。其中对“明月皎夜光”一篇的释解讨论到这两句时就多引俞说，赞其“结论很可信”。[12]第二处是年6月16日，记“参加于的中山公园演唱会”。此处，“于”应为“俞”，指俞平伯。俞平伯性好昆曲，年与许宝钏结婚后，因许家为昆曲世家，俞平伯更是痴迷上昆曲。年结识笛师陈延甫，年一度延请陈氏常住清华附近，每日拍曲、学曲。年3月17日，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昆曲社团之一——“谷音社”成立，俞平伯为社长，初期社员有14人。朱自清夫人陈竹隐是昆曲票友，朱自清虽非社员，但在谷音社成立前后，也经常参加雅集，日记中有不少记录：年1月18日：“下午至平伯处听曲。”年2月18日，“去燕京。郭绍虞请我们吃晚饭。俞、浦及吾妻为中文系同仁唱昆曲。”年9月28日，“参加平伯的昆曲演唱会，盛玉亭先生的嗓音很好。”年3月8日，“下午举行昆曲演唱会”，俞平伯年谱同日记“参加谷音社举行的昆曲演唱会”。由此可见，“于”资料无征，“俞”则顺理成章。6.关于江绍原及其著作年11月1日记“开始读蒋少元的《中国古代旅行家》”，年2月5日开列寒假读书计划中有“读江绍源的《古代旅行之研究》”，同年8月5日记“读绍原的《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此几处所提及作者姓名均应作“江绍原”，准确书名皆应作“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按，江绍原（—），中国现代著名民俗学家，年与朱自清同时入读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二人系同窗，又系多年好友。年起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还曾先后任北京女子文理学院、北平大学、中法大学服尔德研究院、河南大学等校教授，中法大学文化交换出版委员会特约编纂员、中法大学孔德研究院（上海）驻京研究员。抗战爆发后，他困居北京，闭户读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山西大学外语系教授。《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是江绍原的代表作之一，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7.关于杨佩铭、陶光年6月11日记“访*子坚。他请我为师范学院中文系挑选一位合适的助教，并说年内只要有一名就够了。他接受我的建议，在杨培明和陶铿间挑了前者。陶将调往文学院。”按，按联大师范学院建制，“中文系”应为“国文学系”。“杨培明”应为“杨佩铭”，“陶铿”应为“陶光”。杨佩铭年6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是罗常培在北大的学生。年12月到达昆明。[13]《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各院系教职员录》显示，杨佩铭年为联大中文系助理，同时任联大师范学院国文学系助教。、两年则同时任中文系助教和师院国文学系助教，[14]深得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器重[15]，此后赴重庆学习[16]，建国后在南开大学中文系任教，治语言文字之学。年自沉身亡。[17]陶光（—），河北大兴人，年入清华中文系，在俞平伯影响下喜欢上词曲之学和昆曲演唱，学生时期就是以俞平伯为核心的昆曲团体“谷音社”成员。他最早出现在朱自清日记中是年6月19日，曾代表学生与时任中文系主任的朱自清交涉有关挽留教师刘盼遂、取消某些课程等教学事务。紧接着还有朱自清宴请学生的记录：年6月21日，“晚宴陶光、殷林炎、李鼎芳、叶粹深四人，习得喝酒摆庄之法。”[18]因朱自清也常参与谷音社活动，朱、陶之间必然十分熟悉。年，陶光毕业，年离开北平，曾任天津南开中学及广西某中学教师。最迟在年，陶光就已到达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联大年度教职员名录中，陶光列于师范学院国文学系助教，学程表显示到学年度，他担任了两个大一国文班的作文。年1月，陶光开始再次出现在朱自清日记中，当月16日记：“晚饭后陶先生来访，谓刘叔雅尖锐地批评了陈梦家。”25日，朱自清“决定把作文中常见的错误分分类，由陶负责”。接下来就是6月11日所记，按照联大师范学院院长*钰生（*子坚）之请，为国文学系物色助教。*选了杨佩铭，陶铿则调往文学院中国文学系。陶铿在中文系仍为助教，仍担任“大一国文”课程。当时大一国文有文言、白话、作文分由不同教师任教的动议，朱自清在7月10日日记中指出“陶只能教文言课”，谓其只能担任读本中的文言部分。但根据本年度就学的汪曾祺回忆，陶光实际上是担任了作文教学部分。他在《晚翠园曲会》（）中说：“大一国文”课的另一个特点是教课文和教作文的是两个人。教课文的是教授，教作文的是讲师、教员、助教。为什么要这样分开，我至今不知道是什么道理。我的作文课是陶重华先生教的。他当时大概是教员。[19]—年度，陶光担任联大师范学院史地学系教员（联大聘）。[20]此后，陶光离开联大，受聘于云南大学。抗战胜利后，又一度受聘于国立昆明师范学院，年10月赴台湾，任教于台湾师范学院。在台生活亦不如意，年饿死在街头。[21]8.关于郭绍虞及其著作年7月20日记“读绍禹的文章《白话文学之路》，以及他为大一中文选所作的序言，颇有独到之处”。“绍禹”为“绍虞”之误译误写。郭绍虞（—）是现代语文学家、文学理论家。他与朱自清同为文学研究会成员，因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多有重叠，从30年代起分别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郭、朱交往日密，郭绍虞频繁出现于朱自清日记中，除了拜访会晤等，很多都是记录读郭氏著作事。如年3月16日记“绍虞以《唐五代诗话考》稿见示”，同年4月15日记“抄绍虞《隋唐诗话》资料”，年7月10日读竟《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谓其“分析精确，头头是道”。11日全天读郭绍虞的《所谓传统的文学观》等四篇论文并在日记中一一摘记要点，年10月20日郭绍虞持答复钱锺书批评的文章来征求朱自清的意见，朱自清为删改感情用事语句。这时往往是读手稿。朱自清入滇后，郭绍虞先留平继续任教于燕京大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离平南下，赴上海任教。期间二人交往主要是书信往还，日记下卷记载的朱自清致信郭绍虞有十几通。年6月《国文月刊》在昆明创刊后，朱自清一直担任编辑；年3月，自第41期后该刊迁往重庆、上海出版，郭绍虞也成为编委之一，这也算是两人通过杂志共事的一段经历。另外也有读郭著的记载，多是从杂志上读到，也有几次是郭绍虞将稿件寄给朱自清，朱自清读后转投他人，如年11月23日记“昨将绍虞的投稿交（邵）心恒转（叶）公超。战后回平，年9月6日读郭绍虞文集《语文通论》，年11月到年2月持续读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应指当年新出版的下卷）、重读《语文通论》并写评论。由此可见朱自清对郭绍虞学术著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