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明末隆武*权垮台后，在福建沿海地区诞生了一批特殊的移民群体，主要由来自漳州府、泉州府等地的福建士绅组成，在地缘与时局因素的影响下，他们向厦门、金门等海岛移民。由于*治参与活动不一，他们在群体构成上较为复杂，且受战事影响，颠沛流离、贫苦困顿是他们的基本生活样态。但由于地缘相近，这些福建士绅在移民前的亲友关系得以延续，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忠义”为核心的新的交游网络，进而形成颇具特色的移民文化。
关键词：《小腆纪传》；明清之际；福建士绅；海岛移民
清*入关后，福建作为隆武*权的中心辖区，涌现出一批以明遗民自居的士绅人物，他们与清兵展开了激烈的抗争，并在隆武*权覆亡后，誓“不食清粟”，纷纷移民海岛。这些士绅的事迹今多见诸史籍，其中以《小腆纪传》的记载较为完备。本文即以《小腆纪传》为基础，辅以福建士绅移民海岛的相关史料、相关文献记载和今人研究成果，对明亡之后福建士绅群体的迁移脉络、移居生活以及社会交往等作一阐述，粗率之处，烦请方家指正。
一、相关史籍对福建士绅移民史事的书写
目前与福建士绅移民海岛事件有关的史料大致可分为三类。
其一，当事人的著述。明清易代之际，时局波谲云诡，作为移民事件的亲历者、当事人，福建士绅往往将他们的亲身经历与感触诉诸笔端，形成文字，成为研究福建士绅海岛移民事件的珍贵史料。如《王忠孝公集》，王忠孝是泉州府惠安县人，崇祯元年()进士，明亡之后，王忠孝先后依附于弘光、隆武等多个*权，力图匡复明室，然终未能如愿。现存《王忠孝公集》仅留十二卷，虽然卷数较少，但对王忠孝的移民经历多有涉及，如卷二《文类》中收有王忠孝《自状》一文，记述了顺治五年()至康熙三年()王忠孝自兴化府莆田向厦门、金门及台湾等地的移居经过。《书翰类》所收王忠孝与友人的书信中，则对王忠孝在移民后的所思所感、生平交谊等内容多有提及，因而，是研究其移居始末、移居生活不可或缺的一手史料。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年代久远，这些当事人的著述现存较少，且由于他们多以明遗民自居，行文难免意气，需谨慎使用。
其二，清人私修纪传体南明史，具有代表性的史籍有徐鼒、徐承礼所著《小腆纪传》。《小腆纪传》是徐鼒在福建福宁府知府任上的未竟之作，后由其子徐承礼辑录增补而成。全书共有六十五卷，附补遗五卷，载有南明人物传记余条，与徐鼒所作编年体史书《小腆纪年附考》相补充，“彼以年经，此以人纬”，相对完整地记录了南明时期的相关历史人物和事件。徐鼒编纂此书时供职福建，福建是南明隆武*权的中心辖区。在唐王朱聿键短暂的执*生涯中，闽地士绅是其官僚组织的重要构成人员，隆武*权覆亡后，士绅多辗转流离，继续从事抗清事业。徐鼒参详众史，博采旧闻，最终将59位因不食清粟而迁移归隐的福建士绅编入该书。从内容分布来看，以是否曾供职于南明朝廷为标准，徐鼒将这些忠臣义士分别归入卷五十七《遗臣二》与卷五十八《逸民》，前者约计32位，后者约计27位，这两部分是《小腆纪传》中记载福建士绅群体相对集中的部分，也是现存有关福建士绅移民海岛事件的史料中记载较为完备的部分。徐鼒的记载在客观上呈现出大部分隆武旧臣在明亡前后的*治活动及其移居海岛的始末。在梳理完他们向海岛移民的事迹后，又着笔墨记录了众人的生活及交往，这是本文选以《小腆纪传》为根据的由来。总而言之，徐鼒在《小腆纪传》中整理了大量关于福建士绅移民事件的史料，对于我们了解明清易代之际福建士绅的移民活动大有裨益。
其三，清代以来所修福建方志对于研究福建士绅移民海岛事件也有着较大的参考价值。以道光年间由周凯、凌翰等人所著《厦门志》为例，该书在卷十三《列传》部分设有《寓贤》篇，记录了大量在易代之际移居厦门的各地士绅，其中来自福建各县者共计27位，不仅或简或详地记载了这些士绅的移厦始末，并在每位人物小传之后均标有文献出处，可与《小腆纪传》等书相互佐证。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在卷九《艺文略》内收录了部分移民士绅的诗文残篇，是了解其移民生活、生平交友的重要补充。
此外，另有一些南明史料对福建士绅移民海岛事件略有涉及，如温睿临《南疆逸史》、钱澄之《所知录》、夏琳《闽海纪要》、阮旻锡《海上见闻录》等，由于这些书中的记载均较为零散，仅能用于查漏补缺，因此，总体而言，在笔者所见与福建士绅移民海岛事件有关的史料中，记载较为完备的当属《小腆纪传》，但诚如梁启超所言，“嘉、道以降，文网渐宽，此类著述本可以自由，然时代既隔，资料之搜集审查皆不易”，加之徐鼒对史料的删减编排，使得《小腆纪传》对于部分士绅的记载偏于简洁。因此，本文在《小腆纪传》所载文本内容的基础上，参考了部分相关史籍，以作补充。
二、福建士绅的迁移情况
顺治三年秋，朱聿键在汀州被俘，不久，清*进驻福州。随着*权的覆亡，大量福建士绅殉国，如“长汀人游击张兆凤，汀州卫人守备李国英。未仕者，进士则永定吴煌，举人则莆田林说、林曾宾、福清林化熙、卓震，贡生则侯官元纶”等，其余拒绝降清的士绅则开始向四处迁移，部分士绅选择归隐山林，而漳州府、泉州府的士绅，则大多迁移厦门、金门等海上岛屿。下文简要分析这些士绅的迁移原因与群体构成。
1．迁移原因
隆武*权垮台之后，漳州府、泉州府的士绅纷纷向海上迁移，据笔者分析，其原因大致有以下两点:
其一，地缘因素。漳、泉二府位于闽南沿海一带，“人们素以贩海为生”，“明初善于操舟、精于航海者，无不出自于闽南一带”。而厦门，即明代的中左所，“处泉漳之交，扼台湾之要，为东南门户、十闽之保障、海疆之要区”。作为福建的重要门户，厦门的人口进出向来频繁，“早在唐代就有不少外地移民迁至厦门”。隆庆以降，随着漳州府的月港部分开禁，大量贸易船涌向海外。由于月港为内河港口，船只需经厦门港海域，由浯屿、大担屿、小担屿等港口入海，致使沿海一带建立起较为成熟的海上交通网络。因为地理位置相近，交通方便，这些岛屿成为福建士绅躲避清*的重要迁移地。
其二，时局因素。隆武垮台后，“海上藩镇分驻各岛”，“郑彩、郑联守厦门、金门”。由于尚未受到战事波及，陆续有福建士绅向厦门及其附近的金门迁移。顺治七年，郑成功进*厦门，吞并郑彩、郑联二人，“金门，浯州也，与厦门并隶同安为两岛。成功驰至，夜袭之。遂雄踞两岛间，兵势日强”。另外，据夏琳《闽海纪要》记载，郑成功距守金、厦二岛后，开设储贤馆、育胄馆，对避难的缙绅多礼待有加，“时缙绅避难入岛者众，成功皆优给之，岁有常额，待以客礼，*国大事辄咨之，皆称为老先生而不名。若卢、王、辜、徐及沈佺期、郭贞一、纪许国诸公，尤所尊敬者”。这一举措与清*当时的对汉*策形成鲜明对比。据记载，清*进驻福州后，要求归降的士绅百姓一律剃发结辫，受到隆武旧臣的强烈抵制，大学士傅冠、礼部尚书曹学佺等人均以死明节，其余不投降的士绅，则“多从郑氏入海”，纷纷奔赴厦门，投奔郑成功。
总之，地缘相近，易于退守，加之郑氏的招揽，使得福建沿海的士绅纷纷向周边岛屿迁移，其中有原明朝的官吏与读书人，也有南明以降的新科举人与士宦，相互交织，在群体构成上就显得较为复杂。
2．群体构成
明朝灭亡以后，其士绅阶层面临着“生”与“死”，“守节”与“投降”，“恢复”与“归隐”等多种选择，在*治认同、价值立场、情感态度等因素的影响下，福建士绅在*治抉择上出现明显分化，因而表现出不同的*治参性，根据其*治参与的途径，可以将其分为三类。
其一，参与南明*权的官吏及士人。朱聿键即位之后，“为了提高朝廷的威望，特别注意网罗人才，以礼敦聘各地名声较高的官员入朝任职”，对于“科道各官，或起旧，或诏对特授，或用大臣荐举”，任用了大量原明朝的官吏及读书人，还有部分为弘光朝旧臣，如王忠孝，“隆武，起为光禄寺少卿”;卢若腾，“隆武帝命为浙东巡抚，驻温州，旋进兵部尚书，督师”。从南明的*局来看，弘光以来，各地*权频繁更迭，以福建为中心建立的隆武*权，前衔弘光、后接绍武，同期又有鲁王监国，由于均被奉为正统，这一时期的君臣关系较之明代历朝更为复杂;加之，各*权常争相笼络人才，在移居厦门的福建士绅中，大多先后供职于多个南明小朝廷。这些士绅在内部构成上较为复杂。
其二，曾参与抗清的“举义”或“与义”者。自顺治二年下半年以来，南明*权与清*府的斗争愈发激烈，“当时参加抗清斗争的包括各个阶层和阶级的上上下下”，“而由于*治、*事经验及社会影响的关系，在其中起领导组织作用的，多是原明朝的官吏或读书人”，明亡之后，因抗清失败而以身殉难的福建士绅不知凡几，另有部分士绅因逃到海岛而得以幸存，例如曾世衮，兴化府平海卫人，天启四年举人，顺治五年，“破产起兵，从大学士朱继祚复兴化。事败，遁厦门”。又如刘子葵、张正声，二人均为泉州府惠安县人，“正声散财起义”，“渡海入厦门以终”，“子葵襄其事，官索之急，削发入厦门为僧”，无一不是起义失败，逃入厦门以求自保的。
其三，除此二类之外，在向海岛移民的福建士绅中，还有一类是在明亡后的直接归隐者，如许吉燝，泉州府晋江县人，崇祯十六年()进士及第，同年就任南直隶松江府华亭县知县，后升为刑部主事。明亡之后，许吉燝隐居厦门，不再复出。因隐居终老，清代以来的福建方志多称他“励节以终”。和他同期在厦门的，又有泉州府南安人*维璟，“崇祯壬午举人，太仆襄之曾孙。值清兵入关，逃之海上，不肯谒选筮仕”，均为抱志守节的明朝旧臣或读书人。这些人一方面因为明清*治立场的对立，不肯向清*投降;另一方面，对于新生的南明诸*权也持消极态度，即使受到征召，也多辞谢不赴，其中包括以福建为中心建立的隆武*权。如漳州府涂伯案、涂仲吉兄弟，涂伯案，字虞卿，弟仲吉，字德公，同为明末大臣涂一榛的儿子，隆武时期，二人均受到了朝廷的征召，其后，涂仲吉就任御史一职，而涂伯案则敬谢不敏。据徐鼒记载，涂伯案曾对仲吉说:“上不驻足荆南，动四方勤王之师，乃退守闽中，羁旅温、铎之手，干符、广明之事不远矣，吾何望哉。”徐鼒所记史料引自李世熊《寒支集》，其内容是否言过其实，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明亡之后，福建士绅在*治参与上出现分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于南明诸*权的认同有异，而这一认同差异不仅导致了福建士绅在仕隐观念上的不同，也促使了仕宦群体的分化。
总而言之，隆武*权垮台后，受地缘、时局等因素的影响，漳州府、泉州府的士绅纷纷向厦门、金门等海岛迁移，其中尤以去往厦门的人数最多。由于对南明诸*权的认同不一，这些士绅在群体构成上较为复杂。需要注意的是，福建士绅的移居生活并不安定，他们大多因为种种原因频繁往返于厦门、金门及其附近的浯屿、大担屿等岛屿之间。康熙时期，随着战事的推进，寓居厦门的士绅再度追随郑氏转移到台湾。
三、福建移民士绅的生活样态
明亡以来，福建地区动荡不安，随着清*兵力推进，周边岛屿也未能躲避战事侵扰，很多士绅不得不辗转于多个岛屿之间，生活颠沛流离。他们知时不可为，大多寄托于亲朋交游，纵情于诗歌著述，如同卢若腾记载的一般，“诗之多，莫今日之岛上若也。忧愁之诗、痛悼之诗、愤怨激烈之诗，无所不有，无所不工”，因而形成颇具特色的移民文化。值得庆幸的是，虽然历经战火，这些载有时人对故国、对乱世万象、对颠簸生活所思所想的记忆文本仍有部分留存至今，成为今天追溯其生活样态的重要资料。根据这些记载，福建士绅移居海岛后的生活样态大致呈现出以下两大特点。
其一，颠沛流离、贫苦困顿。以王忠孝为例，隆武*权覆亡后，郑成功起兵抗清，王忠孝率义师响应。当时，恰逢郑彩与郑成功叔侄竞峙，“王忠孝部署屡遭郑彩兵将的袭击和掠夺，终因粮草不济，退守莆田”，之后，鲁王部将又赴莆田收饷，此举给王忠孝带来了严重影响。据王忠孝回忆，“余于莆、惠竟无饷地，姑解散师徒，决计渡海，别图恢复”，顺治五年秋，王忠孝“偕仲兄入鹭门，居鹭之曾安”，此后开始在厦门长居。顺治八年三月，清兵进*厦门，王忠孝“挈家登舟，泊浯屿观望”，在船上住了一个月后，重返厦门。王忠孝前后在厦门居住达十年，顺治十六年，移居金门，“住贤厝乡，凡三年。隐于村落，耕渔自给”。康熙时期，王忠孝逐步结束在厦门、金门间的生活，康熙二年，“不谓赐姓移师台湾，亡禄即世，同事诸公，水火互争，开清以隙，二岛遂失，居民掠杀甚惨”，王忠孝南下铜山，“居五阅月，无日不在鹤中。将士叛者踵闻，因移舟而北”，重返金门。康熙三年，“世藩将往东宁(台湾)，泊舟料罗”，招王忠孝、辜朝荐(号在公)等人同行，“三月初十晚开洋，次晨到澎湖”，据王忠孝回忆，“是夜风浪震撼，浪皆天涌，余偕在公借坐洪钟特舟，眷属仍坐自舟，中流发漏，几于沉溺，幸无事。晨后舟亦至澎湖，稍稍憩息”。王忠孝等人在澎湖停泊了近一个月，“意卜居焉，借栖无地。四月初八日，再移于东，闻有甘吉洋，风涛似澎。是日幸风恬浪静，四更自澎开棹，午刻抵东宁。初十日登岸，宿陈复甫旧寓”。两年后，王忠孝卒于台湾，享年74。自顺治五年退入厦门，王忠孝在海上漂泊达十八年，可见其颠沛困顿，生存艰难。据史料记载，明清易代之际，福建士绅中如王忠孝这般辗转多地的并非少数，张士，“闽事败，避难浯、厦、漳、澄间。晚渡台湾，杜门以书史自娱”。纪许国，在厦门、金门之外，又曾移居二岛附近的大担屿，感叹到“自从鹭岛住吾家，又向波间一泛槎”。此外，据《小腆纪传》整理，当时经厦门渡海入台湾的福建士绅，除王忠孝、张士外，另有卢若腾、郭贞一、李茂春、张灏、张瀛、诸葛倬、叶后诏等一批士绅，而因为战火失去记载的，又不知凡几。
因为时局所迫，迁移海上的福建士绅面对的不仅仅是居住地的颠沛不定，在日常生活上也多有困难。据记载，纪许国移居厦门后，还能“与流寓诸公脱粟烹薯芋”，到转居浯屿后，则大多捕鱼为食，其在诗作《浯屿》中提到，“但愁炊少米，不苦食无鱼。日日戈船闹，采真何处居”。王忠孝在回忆入厦经过时也说，“丙戌之变，余不度智勇，举事无成，田舍无复论，家族惴惴焉”，退入厦门，“僦数椽颓屋，风雨时侵，鹡鸰鸣摇”。困顿的生活，对于历经战乱的前朝遗民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但庆幸的是，福建士绅往往结伴而游，相互慰藉，借以排解苦闷。
其二，福建士绅在移居海岛后，基于地缘关系、*治认同等因素，构建成了新的交游网络。移民海岛的福建士绅大多彼此熟识，多与*道周有关联。如纪文畴、纪许国父子，同为*道周弟子，纪文畴曾写有《史勺》三卷，*道周为之作序，称赞“其所著《史勺》，论核古昔上下三千年，疑难正反尽之矣”，隆武时，“荐其博学多才”，“授中书舍人”;至于纪许国，对他同样赞善有加。纪许国的莫逆之交———林霍，曾“问诗于卢若腾、徐孚远”，“许国序其所著诗”。庄潜，纪文畴的弟子，“与纪许国、林霍扁舟放歌”，所著《石函录》，由纪许国作序。
又如*道周的从子*骧陛，“与同里林兰友为莫逆交”，入海后，“偕徐孚远诸人放浪凭吊以卒”。而与众人多有交集的徐孚远，隆武时由*道周举荐入朝，“朱成功启疆礼士，雄冠诸岛，老成耆德之避地者咸往归之。孚远领袖其间，以忠义相镞厉”，与叶后诏、郑郊等人结为“方外七友”，与沈佺期、卢若腾等人再复“海外几社”，并且曾为纪文畴的诗文集作序，“以*、纪，比欧、苏;以许国兄弟，比之文忠、文定”。
以上均为福建士绅在移民海岛后的活动记载，显而易见，这些士绅经由相互交织的人际关系，构建成一个多层次的交游网络。究其原因，据笔者推测，一方面，由于这些人多为南明的重臣名士，并且留存资料较多，徐鼒在撰写《小腆纪传》时难免多加笔墨，而可能经他整理的士绅人物只是当时移民士绅中的部分团体;另一方面，从众人与卢若腾、徐孚远等人的交游行为中又可以看出，由于地缘相近，福建士绅不仅移民前的血缘、师生、朋友等原有关系得以延续，并在郑成功“启疆礼士”、徐孚远“领袖其间”、“忠义”观“相镞厉”等因素的多重作用下，形成了以“忠义”为核心的交游网络。这一交游网络是到厦门避难的士绅，也即“老成耆德之避地者”的重新集结，而显然其中起领导作用的仍是以徐孚远等原*道周一系为中心的隆武旧臣。
综上所述，福建士绅在移民海岛后也未能稳定安居下来，颠沛流离、贫苦困顿是他们的基本生活样态。但由于地缘相近，这些*治观念大致相同的士绅在海岛上形成了新的交游网络，如王忠孝所言，“弟居海滨五年矣，身在风波，无一事可抱怀。迩者亲朋至止，契阔顿纾”，“时余有呻吟之苦，得尔至而霍然，盖喜极而忘其病也”，不仅成为彼此在历经战乱、饱受风霜后的重要寄托，并且随之留下众多诗歌著述，被《小腆纪传》等书参考留存，成为今人追溯其生平史事的重要资料。
四、结语
明清易代之际，面对频繁更迭的南明*权和步步紧逼的南下清兵，誓“不食清粟”的士绅普遍面临着以身殉难与抱志守节等艰难选择。福建士绅的海岛移民，只是这一时期沿海地区人口移民的一个缩影。明清易代之际，沿海一带的人口大量向海岛迁移，其中部分人口由于只是暂时寓居，应只属于人口迁徙的范畴，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移民，因此未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其余人口则如福建士绅这般长期在海岛居住，或者直接移民海外，由于规模较大，直接影响了清前期迁界、渡台等*策的制定。总体来说，明清易代之际的福建士绅移民，是中国移民史上的重要组成。本文讨论的生活样态等问题，也只是当时海岛移民活动的一个微小视角，其余内容有待进一步考察。
文献来源
《中州学刊》年第01期，第-页；文中注释、参考文献从略
作者简介
李小林，女，年7月生，江苏省宿迁市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从事明清史研究。出版《万历官修本朝正史研究》《清代文化》《明王朝兴亡史》等学术著作，译著《清代海外贸易史研究》，发表学术论文近五十篇。
王丽婕，女，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天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明史。
编辑：郄昊谦
审校：王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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